葛剑雄：谭其骧与工具书

本文原载《辞书研究》1985年第1期，转引自“历史地理研究资讯”公众号，作者系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谭其骧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他的学术成就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编著或主持编纂工具书也是他的一项重要活动。近年来，他以古稀之年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修订，并正在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去年开始，又接替已故著名史学家郑天挺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同时，他还为大力发展工具书大声疾呼，多方支持。他对编纂工具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也使了解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一说到谭先生对工具书的贡献，人们立即会想到《中国历史地图集》。是的，这部被中央领导同志誉为建国以来社会科学两项最大的成果之一的巨著、这部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的重要工具书和谭其骧这个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如果从1955年初他受命去北京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以下简称杨图)算起，到最近《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修订稿完成，即将整整三十年了。如果从三十年代他同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学会、筹划编绘中国历史地图，以及四十年代他在浙江大学任教时编绘部分图幅算起，那末他已经作了半个世纪孜孜不倦的努力了。翻开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集《长水集》的目录，人们可以发现在1955年以后有不少年份是空白的，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意义，评论的专文颇多，这里只想从工具书的角度说明一下《图集》的几个显著特点。一、我国传世的历史地图，从北宋元符年间(1098一1100年)税安礼的《历代舆地指掌图》及刘豫阜昌七年(1136年)上石的《禹迹图》开始，一般都是以一个朝代为一幅全图。由于受到图幅和比例尺的限制，内容只能非常简略，位置也必然很不准确。至清末杨守敬编绘《历代舆地图》时，采用了将全图分解为数十幅分幅图的办法，增加篇幅，扩大比例尺，才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但杨图各个分幅都采用同一比例尺，而历史时期各地区的开发程度和文献记载的详略极不均衡，因此中原地区往往地名密布，几乎难以辨认，而边疆地区却显得空白过多。同时杨图这种平均分割的办法，往往使同一政区分见于前后好几幅上，查阅极为不便。《图集》在总结杨图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了按各历史时期的大行政区(或监察区、地理区)分幅，各幅按其内容的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这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已经出版了的一、二、四册为例，分幅图的比例尺一般在210万分之一至490万分之一，但少数地名密度低的地区仅1680万分之一，而首都地区详图大至60万分之一。这无疑提高了《图集》利用率，也大大方便了读者。二、包括杨图在内的各种历史地图，一般都是根据正史地理志编绘，但由于大多数《地理志》并不重视断限，往往将一个朝代前后不同年代的建置混在一起，所以反映在地图上的内容实际上并不是某一历史时期的状况，而是相去数十年、甚或百余年的行政建制和政权疆域的混合物。《图集》摆脱了正史地理志的束缚，各个历史时期都选择了一个建置比较稳定、资料比较完整的年代，尽量按照同一年代的政权疆域和行政建制画出。因此，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地图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当然这样做也有缺点，由于疆域政区是经常变化的，而图上只能反映其中某一年代的状况，所以在这以外的情形读者就无法查到。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原来设想，在一些前后变化较大的时期增加几幅总图，必要时一个时期编绘两组分幅图，首都及地名过密地区另绘详图。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项目都被无理删去；总图也违背了标准年代的原则，把不同时期的疆域凑成一个实际上并未存在过的极大范围。这次修订时修改了总图，增加了一些总图和详图，但有些工作量太大的项目如唐朝大中时期(847一859年)图组及首都城市图等却一时无法恢复了。三、《图集》政治性很强，牵涉到不少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对如何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实，又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有利于我国的对外关系的问题，谭先生认为，最关键的是必须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政治。否则，只是图表面上有利，而不顾历史事实，将成为别人攻击的把柄，后果适得其反。例如他认为《图集》中既然有汉族政权的极盛疆域，也应该显示少数民族政权的最大版图。确定历史上中国的范围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但每一地区何时才统一于中原王朝则应该按照具体情况，不能随意改变。他的这种观点在“文革”中受到粗暴的批判，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若干年中，一些同志心有余悸，也颇不以为然，但他坚持这样的看法，终于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在《图集》的修订中得以实施。所以，《图集》在真实性方面也堪称楷模。谭先生的另一项贡献是主编了《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作为一部中型的工具书能受到学术界这样的赞誉和重视，成为不少论著的根据是并不多见的，这主要是由子：一、我国历史地理虽然源远流长，资料浩如烟海，但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的时间弃不长，还没有比较系统的概论性著作，当时已经问世的几种地名辞典错漏很多，因此，在历史地理学科的工具书方面，《辞海》历史地理分册是带有开创性的。这固然增加了读者的信赖，但要编好这样一部书的难度也是不言而喻的。二、历史地理涉及的范围极广，历史地名更是数以万计，即使只收历代县及县以上的地名也远非《辞海》的规模所能容纳。而该分册仅4，859条(1982年第二版，另有古代中西交通史1，108条由章巽先生主编)，要包括地名、著作、人物及一般名词，只能精选出其中最基本、需要量最大的一些词目。分册对词目的选择是相当严格的，例如地名主要不是根据其级别大小，而是决定于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尽管分册篇幅有限，却往往能查到读者最需要找的地名，增加了适用性。三、在编写过程中，无论有无现成结论，都坚持核对原始资料，注意采用最新成果，所在准确性方面也超过了其他工具书。六十年代的谭先生正当盛年，他曾长期参加《辞海》的集中编写，亲自撰写了不少条目。七十年代末修订出版前他正患病住院，也还是在病床上坚持工作，对编稿作了审校。其他编写的同志也共同努力，保证了分册的质量。此外，他还有不少学术著作，实际上也已成为有关领域的重要工具书。例如他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的《新莽职方考》，就填补了两汉王朝交替之际政区地理的空白。历来对王莽改制的真象都未搞清，而王莽改动最频繁的政区、地名除了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有不完整的记载外，近二千年来无人涉足，而在这篇论文中都已一一考定，编排有致，并对王莽改名的原则、规律作了探讨和归纳。无怪乎王伯祥先生读后，盛赞此文“例严体精，深造自得”，“附考之则，尤征覃思”，立即补入了他主编的《廿五史补编》。谭先生类似的著作还有《补陈疆域志校补》(《禹贡》5卷6、10期)、《清代东三省疆理志》(《史学年报3卷1期)、《辽史订补三种》(《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2集)等。工具书的编纂始终是他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说是毫不夸大的。二谭先生一直认为：工具书的发达程度是一个国家学术繁荣的基础和标志。大力编纂、印行各类工具书，以适应社会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要求，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近年来，他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引起领导部一门和学术界的重视。1982年在四川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谈到：国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往往年纪很轻就出了专著，就对某些间题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就提得出新的见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搜集资料比较容易，有各种工具书可查，查到后又能据以很快寻找得到原始资料。所以他们的主要精力就可以集中在对资料的鉴别、分析、推论上面。而我们的中青年学者往往要把主要的精力花在收集资料上，即使这样还收不全，成果当然就出得慢。而且由于对国内外的成果、动态心中没有底，有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来的论文实际上是作了重复劳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不仅中青年，就是老专家也得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花用于资料的收集。其实只需要组织少量人员，包括中级的甚至初级的人员，就可以编成各种索引、提要、资料汇编来满足大家的需要。而现在这些工作高级人员在做、几乎人人得自己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他认为，这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只是没有坚持下去。在中国史学会一次会议上他曾经指出：解放以来的史学界，中国近现代史出了不少人才，这与资料的便利有关。因为我们陆续汇编出版了《鸦片战争》等多种专题资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有了这套资料，即便不是全部，至少可以说大部分资料已经齐备了。古代史、其他专史就没有这样的便利。这项工作应该做下去，这是真正的基本建设。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议上，他提出首先应该大量翻印古籍，同时还要组织力量编制各种工具书，以便更好地利用古籍。我国的古籍那末多，近年内能够得到整理出版的只能是很少一部分，而大部分古籍存书很少，查阅困难，加上资料分散，利用起来很困难。如果能分门别类编成各种资料汇编出版，使用就会方便得多。他主张，重要的古籍不仅应编专名索引，还应该将全部语汇编成语汇集成，真正有利各方面的利用和研究。他鼓励中青年同志编索引，做资料工作，他多次说过：写出高水平的论文是成绩，编出高质量的索引、资料同样是对学术的贡献。他在百忙中抽时间为他们作序、写推荐信，推动这些工具书早日出版。去年，他还组织力量，从三百种清代文集中汇编地理资料，编成了一部三百多万字的《清代文集地理类汇编》(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三谭先生以治学谨严著称，他对工具书的要求尤其严格。他常说：工具书不仅一般读者要用，专家学者也要用，所以如果有错误就会影响很多人，甚至会把人家本来正确的概念推翻掉。而且使用工具书就是为了查阅方便，不能要求人家象看论文那样作分析鉴别，所以工具书的质量一定要保证，至少要做到不出差错。去年十一月，在他接任主任委员后的第一次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上，他反复强调要保证质量。他选择了几条样条作了具体剖析，其中一条仅百余字的释文竟被他指出了十来处错误。他要求编委在审稿时不能只求文通句顺，务必要核对原始资料，切实提高编稿的质量。他所主编的历史地理分册中有的条目已经修改了多次，有的同志觉得谭先生的要求太高了，一部上万条的辞典，有几条出些差错也算不了什么。但他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辞典的作用不同于论文，因为别人看论文一般从头到尾都看，在次要方面有些小毛病对整篇文章影响还不大，但辞典就不大会有人全部翻一遍，总是用那一条查那一条，所以即使只有万分之一错了，对于查这一部分的人来说所遇到的错误就是百分之百的了。1980年，历史地理几条试写条目在《历史教学》刊登后，他收到了一位不相识的同志对“安西四镇”一条提出的意见，他两次复信作详细答复，不仅讨论了该条的具体写法，还谈了对辞书编纂中一些原则问题的看法，他写道：“我认为辞书文字当然应该概括，但概括不等于空泛，还是要求尽可能具体。辞书释文确是用不着太详细，但也不宜过于简略，以致读者看下来得不到什么具体知识，或者所得太少。”“我认为辞书条文对异说是既不能一概不要，又不能全要。……对有些异说比较有根据的、有份量的，得存；因为这是辞书，不是作者的独抒一己之见的论著。对有些异说或明显的理据不足，或业已为学术界多数人所否定，那就用不着存；因为我们不是在作论文索引或提要，必须有说必录。”“凡没有明确史料依据的，在条文中不能用很肯定的口气叙述，我建议这可以定为一条编写释文时共同遵守的条例”(见《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1年1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一丝不苟的态度。谭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也同样如此，这方面笔者有过切身体会。我在看《晋书》及南北朝各史时，偶然发现了几条称北京的材料，比《辞海》及《历史大辞典》试写条目中“北京”一条的说法早，就告诉了谭先生，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条是他写的。他知道后立即要我写出来，然后又亲自给《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编辑部写信，要求刊登这篇札记，并再次提出希望，读者对试写条目提出意见，以便改进。在《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再版时，他就对“北京”一条作了修改。这不仅是对一名学生的鼓励，也显示了他对辞书的质量和学术研究极其负责的精神。我想，正是这种精神驱使他努力工作了半个世纪，并且今天还不顾年迈体衰在继续努力，这种精神不也是他对工具书事业的宝贵贡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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